教育学院是让人“发财”的好地方

四十年前，尼克松刚被选为总统不久，我就丢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白宫学者项目”的副主任。尼克松的手下开除了我，换上了一个共和党的亲信。我没有工作，没有钱，也没有想到要去象牙塔里做一番事业。直到后来差不多走投无路，才申请来读哈佛教育学院的博士。那之后我就一直留在这里，直到2009年6月退休。

一个曾经“格格不入”的人

我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读研究生，那是因为从五岁开始，我就跟正规的学校教育格格不入。我虽然喜欢学习，但是讨厌学校。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辍学六个月，当时我给父母的解释是“法律规定义务教育从六岁开始”。不过我的父母并不欣赏我这种向他们卖弄法律学问的行为。

读高中的时候我迷上了钓鱼，觉得课程很无聊，学习上总是蒙混过关。我很聪明，有好奇心，但是不太懂事，也没有野心。我计划加入海军，但父亲坚持让我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我很意外地被录取了，却没有准备好好学习，要不是一个院长威胁说要把我赶出鼓乐队，我还会继续混日子。我在学业方面付出了努力，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远离高中朋友又充满竞争的地方过得正常。

因为跟正规教育不合拍，我积极地寻找工作机会——所幸的是，我很热爱工作。我在公立学校做了两年数学老师，然后就碰巧找到了足以让我一生从事的工作——为联邦政府的扶贫工作服务。在华盛顿工作的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参与制订《1965年初级和中级教育法案》，近距离地观察几位领袖人物不寻常的工作，开拓了眼界。

获得提升以后，我像风筝一样飞得很高，却没有意识到一个新政党上台给我的工作带来的风险。当成为“牺牲品”以后我差不多崩溃了，而且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毫无头绪。我原本从未考虑重回学校，但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一个在哈佛当教授的朋友打来电话劝我来剑桥镇（哈佛所在地）。在沮丧时耐心听完了他的建议后，我带着“又会格格不入”的这种忐忑不安，成为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

让我惊喜的是，在教育学院我发现了自己崭新的一面——我是一个半路出家但还算不错的研究者。我还发现自己有大量的实践经验，也喜欢记录下各种事情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运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全身心的投入去做一名学生，不知不觉，我把哈佛变成了一个自己永久的家。

发生在哈佛的“华丽转身”

现在，你会问上面的这些思考跟我在哈佛的事业有什么联系。我相信这些经历为我成为一名教授做好了准备。我尝试了一种自己在常规教育中没有体验过的教学方式——对那些很聪明而又格格不入的学生采取宽松措施，相信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被聆听、被关注。“没人关心你知道什么，除非他们知道你有多关心，”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的传奇篮球教练约翰·伍登这样提醒我们。直到今天，我还把他的话放在钱包里。

这些经历也为我成为一名院长作好了准备。从曾经一同在政府工作的那些偶像身上，我明白了行政工作的细致和重要。我还懂得了直率和真诚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接受挑战，但不出风头；保持大胆和谦逊，不迷信权威；为了高尚的目的而全身心投入不违反原则的政治活动。在担任院长期间，我运用了所有这些学到的东西。甚至连我对钓鱼的长期热爱也对担任院长的工作颇有益处。我深深地尊敬那些从事各种辛苦工作的工人，因为那些看起来简单的工作往往要求非常成熟的技艺。

在哈佛期间，我努力用听说过的关于教授的定义来要求自己——“做有不同想法的人”。对一个成熟的“格格不入”的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格言。我很多的研究和行政工作都在挑战流行观点中有关“什么是重要的”或者“什么是可能的”。有时候我遥遥领先于那些观点，例如，当时间都集中在政策的制订时，我就要开始着手撰写政策的实施；当量的研究方法统治教育学院的时候，我提倡要以质的研究方法作为补充；当“孤胆骑侠”（美国经典漫画英雄人物）这样高于生活的英雄引起轰动的时候，我却注意到领导才能体现在非英雄的一面。

作为院长期间，我领导的学院经常有不同的想法。公立学校削减艺术经费的时候，我们新开设了艺术教育的学位项目；可行性专家预测我们最多可以筹集到三千万美元的经费，我们却设定了六千万的目标，最后在很多慷慨的朋友带领下，完成了一亿一千一百万的筹款；我们还鼓励学生“制造麻烦”，不要安于现状，要为信仰而战。就像曼德拉的名字在他的母语里就是指“制造麻烦的人”，我们应该为教育改革和社会正义而战。

因为热爱驻留 满怀激情告别

我最爱教育学院的地方当然是在这里你可以展开翅膀，挑战传统观念，有不同的想法。这里还有很多地方都值得热爱，对我而言，教育学院是生命里一份意外的礼物。

此时此地，我想起了那些让人赞叹的学生，令人敬佩的教授，还有那些不被歌颂的英雄——敬业的行政人员；我想到了学者们自由追寻自己的想法，用哈佛这个独一无二的讲台来传播自己的研究发现；我感激自己有机会从事这项极具价值的事业——培养下一代教育者；我感慨自己能幸运地成为一名院长，为一个想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机构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我还要加一句，你们可曾见过别的院长每年装成圣诞老人到每个办公室派送糖果呢？

我总认为教育学院是让人“发财”的好地方之一——这里的财富不是用银行家的红利来计算，而是作为一名教育者“服务他人”的这种精神财富。（担任院长期间，我常给学生讲这套发财理论。当一个学生苦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听了三遍”时，我知道这项任务算完成了。）

现在当然不难找出这所复杂机构在成长过程中犯下的差错，细数自己的失望和错误也不是一件难事——按照林肯的话，或许我本性中更好的天使并没有完全显现。但是我很难想象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会让自己更感到满足。

“给的越多，期待的也越多。”（出自《路德福音12：48》）考虑到这一点，我自愿在70岁放弃终身教职。我从教育学院得到了很多，作为回报，我愿意为年轻的学者让出一个位置。现在这种经济动荡的时期，我有时觉得自己肯定是有颗螺丝松掉了才会放弃这样一个终身工作。但是我通过履行自己的责任，获得了安慰和自豪。谁知道前面有什么机会？在哈佛呆了四十年以后，我更加能充分理解E.B.怀特的名言：“我每天早上都在挣扎一个问题，究竟要去改善这个世界还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所以很难计划每一天。”

我早上起床在经历同样的挣扎，我不确定下一步要做什么（别人说我是“大器晚成”，现在这么说当然有点可笑了！），我在探索一些可能性——教书、写作、管理、国际工作，甚至回学校再读一个学位。我对学习的一贯热情显然不会让我完全退休。

不过，无论做什么，我都一直会以《传道书》里面的话为人生向导：“手里有什么，就用心去做。”无论做什么，我也会记住怀特的话，留出时间享受生活。无论做什么，离开哈佛对我来说都像初来时一样，是忐忑不安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将充满热情地期待着下次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