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文化教育的思考

在现在的教育中，中西方的教育逐渐的被比较，所以在平时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下面是学大的专家为大家总结的关于中西文化教育的思考。

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又沉重的话题，它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工具，但同时，它本身就是带有强烈民族性格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竞争的激烈，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全世界发展所关注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就进行了八次课程改革，在频繁的课改中，中国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希望能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教育经验来发展我国的教学工作，培养出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人才。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育似乎离教育最初的本质越走越远，所谓的教育改革只是新瓶中装着依旧令人心碎的旧酒。中国改革其弊端在于：在引进西方教育理念的时候，变革的只是教育的形式，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西方教育背后强大的文化差异。

一.受教育者

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一个视屏：在2005年11月20日东方卫视台《头脑风暴》栏目的“中外名校长谈教育”节目中，中国名校(上海中学)和英国名校(伊顿公学)的校长，面对亿万电视观众各自讲出了心中的“好学生”的三个标准，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的“好学生”标准是：“人品好、素质高、潜能强”;伊顿公学校长(托尼李特)的“好学生”标准是“热情、有归属感、有恒心”。

(一)中国学生：被选择

上海中学校长好学生的标准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中国式审美的评价思维——注重外部的评价。“好学生”的三条标准——人品、素质、潜能，这些都是自我是无法界定的，只有社会通过学生一系列的行为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学生遵纪守法、尊师重道、尊老爱幼，遵守八荣八耻，遵守这个社会通俗化、表面化的传统伦理道德说教，那他就会被认定是人品好;这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符合中国社会对于素质人才的界定，那么他就会被认为素质高。至于“潜力强”这个很难以界定，但是中国人独特的成才思维认定，如果这个学生学习很轻松，付出的努力少，但是成绩优秀，就被认定为一个潜力很强的学生。中国人对于“好”学生的标准都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学生是出于一种被认定和被定义的地位，他们虽然外表之上恪守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很难达到对于这种评价的情感认同。

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种注重外部评价，是中国农耕文化这棵种子所发散出来的一株枝蔓。在古老的农耕社会，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必须依靠团体的合作，才能保证粮食的收成。在长期的劳作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注重群体，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使他们在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十分留心他人对于自已行为作出的反应和期待，尽量避免窘迫与冲突，强带哦自我反省、克己、慎独、三省吾身。”(1)这种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中国人总是注重“面子“问题，总是有有独特的处事哲学，来得到社会的认可。中国的学生也是如此，为了达到“好学生”的标准，总是活的很小心翼翼。即使已经成为了“好学生”，他们相比于外国的同龄学生而言，更为的沉和静。

(二)西方的学生：自我选择

伊顿公学校长所罗列的三条准则也是符合大部分西方人的审美的评价思维——注重自我的评价。三条准则——热情、有归属感、有恒心，都是从学生自我内心的情感出发，带有很强的自我意志，即使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面，西方人非常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强调的是自己内心的归属感。他们遵循的不是法律亦或是道德，而是内心中的、“约”。

这也是很典型的海洋文化所孕育的性格。西方的古代文明在人与海的搏斗中展开，所以他们性格中有一种自然界是可以征服的“物我”两分的态度，他们有很强烈的个体本位意识。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在自我的选择上。从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注重自我内心选择的强调。，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王虽然逃不出命运的安排，但是他选择承当——将自己流放而不是自我了结。在《失乐园》中，上帝预见而不预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人可以选择留在伊甸园也可以选择堕落。西方的学生很注重这种选择的权利，他们忠于自已的内心的感受“激情、归属感和恒心”这些社会没有办法界定的品质才是他们自我意志选择的体现。

(三)反思

很多的学者会认为，西方的这种道德评价机制会导致西方社会的道德败坏。但是纵观社会的发展来看，中国学生整经历着道德的危机比如中国高考，考试舞弊的新闻数量一年比一年，考试舞弊的手法也一年比一年先进。笔者认为是这种外在评价的机制的强化使学生忽视了自我的内心需求和内心的情感体验，在学校之中，他们所要完成的是“脖子以上”的改造而不是“脖子以下”的触动。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已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具有的选择的权利，他们在逐渐的“被选择”时，面对选择是一种无从选择和难以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课改，赋予了学生很多选择自我兴趣的权利，学生仍旧自动地放弃权利而选择国家型课程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要迎合社会的评价标准。

二、教育者

中西方教师在教育中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点从中西方的影视作品中可以充分地体现。中国以教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教师是为人师表的，是蜡烛，燃烧自已照亮学生，有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而在西方的很多影视作品中，教师是“为师不尊”，虽然也有教师的奉献精神，但是他们更具有体制之外的特色与麻辣。

(一)中国教师：严父慈母

在中国，教师的职业和形象存在很大程度的社会刻板化现象，我们相信教师有教师的样子，即所谓的“师表”，那么教师的“师表”又是怎样的呢?在古代的中国，教师又被称作“师父”，由此可以推断，最初人们心目中的“师表”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严父”的形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职业的逐渐女性化之后，“师表”又增加了另外一种“慈母”的形象。在班级这个大家庭之中，他们有着绝对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在课堂组织中，他们是教学的主导者，有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使命。中国的课堂教学以教师的传授为主，正如中国教育的始祖——孔子，他的教学方式是“独白式”，由学生记录和整理他的言行。

而在师生的关系之上，教师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学生是像“儿女”处于服从的地位。学生很少向老师提问;若回答问题需要征求教师的同意，然后起立回答;学生极少主动提问或者插话，更不敢与教师争论。在教学评价之中，不管是对学生的学业还是对学生的道德品行都处于疏导的地位，对于学生任何细小的错误都要有错必纠。

中国教师的角色设定其实是中国家族本为与伦理至上的文化传统在教学组织中的延续。“家庭及其延伸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地位却是任何一种别的文化都无可比拟的。”(1)这显然与中国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在家庭中，中国人讲究人伦秩序，有着鲜明的长幼、尊卑之分。而在现代社会之中，中国人在任何的组织组织中都希望能营造一种“家”的氛围，这就必然导致了组织之中“父”一样权威人物的出现。这些人物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其他的人会自觉地在家庭之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开始依附和顺从这些“父”“母”们。

(二)西方的教师：亦师亦友

在西方的中小学中，教师更像是一批学生中的“孩子王”，他们可以很夸张，他们也可以很随性，他们可以很搞怪也可以很麻辣。他们扮演的是学生朋友这一角色，他们可以和学生一样交流探索。具体表现在，在课堂的组织中，学生是主体，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正如西方教育的始祖——苏格拉底的教学方式“对话式”。他认为教师是一个“产婆”他只能引导“母亲”生孩子而不能代替“母亲”生孩子。在师生的关系上他们是相对平等和民主的。因为他们都是只通往真理旅途中的“探索者”。“学生对于教师可以直呼其名，可以随时提问、提意见、插话，甚至就某个问题和教师争得面红耳赤。”(2)在教学评价之中，学生群体的评价和教师的评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学生的所犯的错误教师基本上是不会予以否定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学生的思想是错误的，那么在今后学生的知识体系日益完善的时候就能进行自我的纠正，另一方面他们无法确定学生所谓的错误思想之中是否就有带有真理的苗子，因为即使是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不是绝对的真理。

教师这种朋友的角色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一是自由、平等和民主;二是对真理的追求。这两方面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其个体本位文化的延续，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权利都应当得到保证。对于真理的追求是他们科学精神的传承。“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3)他们必须依靠理性精神对自然界的规律进行掌握，进而征服自然，并且他们必须不断地探索真理以取得这种征服的稳定与永恒。这种对于真理的探索，使得西方人敢于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旧有的一切观念和成就，甚至怀疑自已，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的过程中，推动者科学技术的发展，快速改造着自然界。

(三)反思

学校的教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显性的层面，另一个是隐形的层面。前者指的是即教师交给了学生什么，学生学到了什么。这一向是学校教育的重点，但是它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有学者调查研究80﹪的知识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式会被遗忘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也说过，我们交给学生的知识最多能维持10年。10年之后，这些都将成为陈旧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对于学生发展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隐性层面。学生对于知识可能会遗忘，但是他们却保留了组织知识的命题形式，即思维。在中国，教师的角色定位，在无形之中帮助学生形成的是等级制的思维方式。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之上，学生已经习惯吃一些专家学者咀嚼过而吐出来的食物，导致他们自身消化能力的丧失，他们只会认可、顺从，不懂得知识内化之后的创新、思辨与批判。在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更倾向于形成一个团体，支持这个团体之内“父”的学术的权威。在生活上，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着更为严重的弊端。学生在无形之中认可社会组织中的等级关系，没拥有话语权的时候，他们会对“父”的权威认可，顺从;一旦他们拥有了话语权，他们就对“子”们实施权威的威严。正如中国社会越演越烈的“潜规则”事件。我们在谴责那些实施“潜规则”的人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了被实施者的半推半就?为什么他们没有反抗?因为长期的隐形教育告诉他们这是要进入等级社会，得到“父”的认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当他们拥有“父”的权利的时候，也会自觉地制定“潜规则”以巩固自已的地位。正如鲁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其大致的意思如下：现在每每镇压学生的领导，往往是以前反对领导的学生。

三、学校

(一)中国的学校：求同

中国的学校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校训用以展示其办学思想的不同，但基本上中国的学校也是机器化制造的。有人戏称，你只要进入一所小学中，了解学生的学习的进度，就可以知道全中国学生的学习进度;你只要进入一所大学，了解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就可以知道全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中国教育的高度一致性，但是它很值得我们的反思。

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讲究“和”，但是突出的是“和而不同”。这种“求同”现象的存在的原因，除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政治控制之外，但更深层的是中国人务实文化的延续。为了准求社会的升学率，为了迎合教学的评估，这些功利性目的的指导，使得学校很自觉地进行改造。

(二)西方的学校：存异

西方的学校虽然在“自由’”和“真理”大体相同的校训的指导下，但是他们的学校发展却各不相同，每一所学校都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他们还率先开发了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依据自身的办学理念、特点、条件以及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以学校教师为主体，学生、课程专家、家长以及社区人士共同参与的，旨在满足本校学生学习发展需要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4)

西方这种存异的现象也是西方求变务新的开拓进取精神的传承，个体本位思想的传承。西方文化中有“浮士德精神”，即不断地向上发展。在开拓的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很多的新思想，会出现很多的“异”的局面，西方人尊重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尊重各种“异”。正如美国的本尼克曾在《文化模式》中总结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

(三)反思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或者由于学校硬件和软件设施的差异，会使得学校的办学水平有所差异。在目前中国的教育发展理念之下，我们总是希望地缩小这种差异。社会和媒体共同的倾向是呼吁政府合理安排教育资源以达到教育平等，使中国的学校共同向着名校的方向进入。但是笔者认为，消除不平等是不现实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我们不是要消除不平等，而是要融入不平等，尊重这种文化差异，利用这种文化差异，发挥这种文化差异的优势，形成一所学校不可替代的特色。如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可能不及城市中一些学校的师资力量强，但是他们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为生态型，如某某蔬菜的种植课程，亦或是传统文化型，如民间传说与习俗课程的开发都提供了多元的可能。

不同的教育方式背后，都有着不同文化的渊源。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东方文化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只是成熟太早，不合时宜，第二条路还没有走完就转到第二条路上。”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单纯地引进，而是要思考西方的教学模式是怎样调动起他们的文化优势的，那么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模式去调动起我们民族中的文化优势?目前教育改革的制定者，往往是从教学形式方面入手，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教育潜在的文化影响;而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研究的学者，因不从事教育工作而对教学方式不甚了解，无法将文化这种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笔者认为如果两者能相互结合，这也许将是中国课程改革深入和发展的一大契机。

同学们了解了关于中西文化教育的思考，在平时的学习中，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应用好的教育教育方法，这样我们才能帮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